三年。

时光在指尖的缝合线、静脉滴落的药液、以及无休止的奔波迁徙中无声地流走。最初那件崭新的、象征着无上荣光的无国界医生白大褂，如同我们心中曾无比明晰的理想轮廓，早已被战火扬起的烟尘、难以洗尽的脓血污渍、烈日炙烤下的汗渍以及反复浆洗带来的僵硬磨损覆盖、侵蚀、变形。它现在更像是一面饱经风霜的战旗，一面在炮火硝烟与绝望呻吟中猎猎作响、却从未倒下的旗帜。

我们离开那盛放着栀子花香与庄严誓言的礼堂后，并没有立刻投入最前线的残酷战场。最初的六个月，是在一个相对和平却设施匮乏、疾病横行的偏远地区基层医院度过的。那是一个漫长的缓冲期，也是理想与现实接壤的灰色地带。沈川处理最多的不再是想象中的复杂创伤，而是久拖不愈的感染创面、因缺乏基本营养导致的水肿患儿、因无法得到及时疫苗接种而爆发的传染病疫情。消毒水的气味在这里同样浓烈，却少了硝烟和血腥的刺鼻。在这里，第一次直面因医疗资源匮乏而导致的生命消逝，第一次感受到身为医生的渺小无力，那种痛苦像钝刀子割肉，比枪伤更易击溃意志。

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因麻疹并发症导致心衰的小女孩最终没能救回来，沈川独自站在已空荡的病房角落，背影几乎融进昏暗的光线里。，手指无意识地紧抓着胸前那枚深蓝徽章的边缘，指节绷得发白。

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自责和无力弥漫在病房里。我走过去，犹豫着，将一杯水塞进他紧握的拳中。冰凉的杯壁让他微微一震。他转过头，眼底布满了血丝，下颌绷得很紧。没有语言交流，沉默却沉重地横亘在我们中间。那晚，我在我那罐所剩无几的咖啡豆中挑挑拣拣，用简陋的铝制露营杯在炭火余烬上烧了半杯滚烫、苦涩、却带着微弱香气的咖啡。当我端着这杯在黑夜里冒着微弱热气的液体，走进他暂时栖身的、堆满病历的库房角落时，他正靠着一个装医疗用品的纸箱，头埋在臂弯里。听到声响，他抬起头，脸上带着未来得及掩饰的极度倦怠和某种近似迷茫的脆弱。我把杯子递过去，手指不经意擦过他接过杯子的指尖，冰凉。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深深吸了一口那浓烈的咖啡香气，又像是汲取某种力量。“苦得像药，”他声音沙哑地开口，嘴角却牵起一个极淡的、转瞬即逝的、真实的笑意，“…但香。”那微弱笑意的弧度，像一根悄然放松的弦，轻轻弹开了笼罩在他身上沉重的黑幕。他啜饮着，看着杯中翻腾的热气，肩膀的轮廓微微松弛下来。后来，在一个闷热的午后，他忽然递给我一个洗净的旧药瓶，瓶底盛着浅浅的清水，瓶口插着一朵他不知从哪里觅来的、刚吐蕊的白色小野花，花形远不似栀子，香气也清涩得多。“喏，”他只说了这一个字，眼神却比手中的花更柔和，“压压味道。”

随后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训练营，赤道的阳光像鞭子抽打着大地。高强度的演习、震耳欲聋的模拟爆炸、极限条件下的急救测试…生理极限一次次被推向边缘。高强度训练间隙唯一的喘息，是靠着宿舍那面仅有的、被太阳烤得发烫的铁皮墙喘息时，彼此递过去的一点点珍贵的、分装在水壶盖里的凉水。一天下午，在极限体能训练后，汗水浸透背心，我拖着灌了铅似的腿走到营地边缘的树荫下。沈川竟也难得地没有立刻投入复盘，而是跟了过来，递给我一块他自己都没舍得立刻吃完的压缩能量棒，包装已经被汗水浸软了半截。他什么也没说，自己也撕了半块，挨着我坐下，肩膀不经意地蹭着。我们就那样坐在滚烫的地面上，沉默地咀嚼着甜腻得齁嗓子的能量棒，看着远处沙土地里几株在毒日头下蔫巴巴的白色小野花。汗水顺着鬓角流进颈窝，又痒又黏。我下意识抬手去擦汗，胳膊肘却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肋骨。我有些尴尬，他闷哼一声，却先笑了出来，短促而畅快，那是我在高压下首次见他露出如此鲜活的轻松表情。“看你手抖的，”他顺手抹掉自己额头的汗珠，又极其自然地，用那刚刚擦过汗、还有些潮湿温热的手背，蹭了一下我的额角，替我拂开一缕被汗水黏住的碎发。那微小的动作和他掌心的薄茧、汗水的黏腻一同印在我的皮肤上，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、粗糙却温暖的力道。他一愣，似乎也才意识到这过于自然的亲昵，动作僵了一瞬，随即收回手，若无其事地指着那几株小花：“想挖点种子走？”

我们最终只在那片硬得硌手的沙土里扒拉出几棵细弱的幼苗根茎，埋在了他找来的一个被遗弃的矿泉水瓶底座做的“花盆”里。那粗糙的容器被他郑重地放在我们同住宿舍唯一那扇对着东方、破了个小角却灌满了干热风的小窗台上，像个荒唐却珍贵的希望图腾。

然而，一场罕见的沙尘暴肆虐了整夜。

当风停沙息，瓶子和幼弱的苗都消失无踪，窗台上只剩下一层厚厚的黄沙。沈川站在空荡的窗前，望着外面灰黄的天，后背的肌肉绷得很紧。同批通知已经下达，我们将被投入此刻在新闻报道中已然沸沸扬扬的东非核心战区。“别看了，”我开口，声音被干涩的风沙磨砺过，“我们的平安袋里，有更好的种子。”他回过头，目光落在我脸上良久，绷紧的线条终于缓缓松开，点了点头，那沉默的眼神里传递的信息比语言更有力量：“嗯。”